段炳德:國際稅收治理是新一輪國際經濟治理的切入點
2019-09-20 00:00

國際經濟治理面臨三重挑戰

目前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面臨緊迫而突出的三重挑戰,第一是數字經濟的挑戰,第二是以貿易摩擦為特征的逆全球化的挑戰,第三是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挑戰。

當前數字經濟迅猛發展。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發展迅速,數字經濟以互聯網為載體,數字企業實行網絡化運營。2018年,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出口達到2.9萬億美元,占全球服務出口的50%.眾多數字企業跨國經營,注冊地、經營地和利潤來源地具有不同源性?;チ教ㄓ滌兄詼嗟撓沒?,例如臉書Facebook有全球20億用戶,微信平臺單單在國內就有10億用戶。這些具有網絡外部性、規模巨大的互聯網平臺可以輕易地顛覆傳統的經營模式,甚至在貨幣l ibra和稅收領域都具有獨特的優勢,也對傳統的經濟治理體系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應注意數字鴻溝問題,根據聯合國《2019數字經濟報告》,美國和中國占有超過75%的區塊鏈技術專利、50%的物聯網支出,75%的云計算市場。

逆全球化趨勢愈演愈烈。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不斷的與盟友和貿易伙伴挑起貿易戰和貿易摩擦,到不斷的退出多個國際組織,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巴黎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協議,甚至威脅退出戰后國際經濟重要的支柱之一——國際貿易組織。目前這種逆全球化趨勢尚沒有向好的趨勢。甚至在東亞地區兩個地緣相近,都是美國盟友的日、韓兩國也因為歷史問題在半導體領域掀起貿易戰,互相制裁。在歐洲,英國脫歐陷入僵局對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經濟體提出重大挑戰。對于英國經濟不確定性,也越來越明顯。中美貿易摩擦從去年以來呈逐漸升級趨勢,美國政府已經宣布對來自中國所有進口商品征收關稅,甚至威脅美國企業退出中國。

全球經濟不平等從傳統的南北國家差距,越來越向國家經濟體內部的不平等演化。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開啟的全球化階段,新的全球分工使南北國家發展差距收斂。全球化使跨國公司和能夠參與到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當中的企業和個人享受了巨大的紅利,但是對于那些處于不可貿易部門或者在產業化和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受到損失的一些中產階級,他們的收入陷入停滯狀態。根據有名的“大象圖”,1998—2008年,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收入增長超過70%,美日德等發達國家80%分位的人口收入增長低于10%,而最富有的1%的人群收入增長超過70%.收入的不平等因為全球化在一個國家的內部往往呈擴大化趨勢,導致了一些國家矛盾重重,民粹主義開始盛行,并直接影響了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體系。

稅收治理成為國際經濟治理的重要議題

數字經濟下新興商業模式不斷推陳出新,跨國企業對價值鏈進行全球化整合的過程中,稅收問題隨之而來,數字經濟對稅收會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針對數字經濟的挑戰,2013年9月,G20圣彼得堡峰會領導人委托OECD啟動研究BEPS國際稅改項目,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旨在對利潤在經濟活動與價值創造地征稅,匹配稅收與實質經濟活動,以期重新調整國際稅收的多個領域。2014年9月,OECD發布《數字經濟面臨的稅收挑戰》中期報告,2015年9月完成最終報告。此外在今年3月,法國開始征收數字稅,對全球年收入7.5億歐元且來源于法國境內收入2500萬歐元的數字企業,按3%征收數字稅,征稅范圍是“數字交易”(主要針對數字廣告及跨境數據流動),對網上直接銷售、支付平臺以及網上金融服務予以稅收豁免。在七國峰會期間法國與美國就數字稅達成一致,七國集團成員同意在2020年對數字行業的跨國企業征收國際數字稅,一旦多邊征稅正式生效,法國將“取消”本國的數字稅并以征稅扣減的形式向有關企業補償。事實上,歐盟針對數字經濟征稅的討論由來已久,此次法國走在了前面。

伴隨新一輪貿易?;ぶ饕宓姆豪?,一個古老的經濟武器——關稅重新出現在國際社會面前。上個世紀經濟大蕭條期間,經濟惡化趨勢由于聲名狼藉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而加劇?;游韞廝拔淦魘導噬鮮且恢炙鶉瞬煥旱男形?,會加劇經濟?;?。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目前美國政府再次把關稅作為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的武器,同樣遭到了經濟學家和企業界的普遍反對,政府同樣一意孤行。美國政府不斷利用301法案等對貿易伙伴,無論是傳統盟友,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動輒揮舞關稅的大棒,以貿易制裁為威脅要求簽訂新的貿易協議,所謂的對美國有利的公平貿易協議。

隨著美國政府宣布大規模的減稅計劃,新一輪的國際減稅風潮涌動。美國《減稅與就業法案》從2018年1月正式開始實施。新法案實施后,企業所得稅率從之前的35%降低到21%,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也有一定幅度上調。法國2017年7月宣布,2018年該國強制性征稅金額將減少約70億歐元。此前,德國和英國已經開始減稅改革,德國更是為企業和其他經濟主體減稅150億歐元。新興經濟體印度也開始實行減稅政策。針對經濟收入不平等,稅收是最有效的再分配工具,但是這一輪的減稅更像是應對經濟發展的政策,未必會對收入不平等產生直接的影響。上一輪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在國家層面上受益巨大,但是資本在分配中占據了有利地位,金融業在金融全球化中牟取了豐厚利潤。相當數量的中產階層,與制造業相關的階層獲益較少,收入增長緩慢。應該通過國內稅收政策的調整,或者通過轉移支付使經濟發展紅利適當在經濟部門之間和人群之間實現公平分配,促進國內經濟健康發展。

從國際稅收治理著手完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

因此,應對國際經濟治理面臨的三個迫切問題,就是要通過數字經濟稅收的國際合作,應對數字經濟挑戰,抓住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機遇。而針對貿易摩擦升級的現實,應該摒棄全球化發展的零和思維,改革WTO等國際經濟制度,切實把各國間關稅降下來,避免上世紀30年代關稅戰歷史悲劇重演。而對資本全球化引發的國內收入不平等加劇情形,應該用好稅收的再分配功能,通過稅收調節和轉移支付彌補收入差距。制定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稅收政策,催生新生產業,容納更多的就業人群,從根本上解決發達經濟體就業市場萎縮的痼疾。而加強國際稅收政策協調更應該是新一輪國際經濟治理的重要抓手。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二處處長、研究員、博士 段炳德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2019年0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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